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下）

　　让我来稍作总结。这里所介绍的是一些和我的网络理论相关的内容。我所讲的关于网络社会的内容，听起来像是从国家政权角度来分析的。实则不然，我其实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权力是多元化的，权力关系组织起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方面讲，我非常支持福柯，我也支持权力—反权力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实践吗？从国家（state）角度讲，是的。在金融网络中的实践，通过市场和经济的逻辑，决定着人们作为消费者或劳动者的生活。同时，这也是文化的实践，主流文化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创造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目的。我想大家都熟悉谷歌的主席所说的，技术就是G—A—F—A，也就是Google，Apple，Facebook和Amazon。Amazon是互联网资本中排名世界第一的企业，目前已经超越Google了。Amazon的市场服务无所不在。这四家互联网企业正在实践着巨大的技术权力。Google打入欧洲市场后，欧盟试图对其垄断行为进行管治。但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里用的是百度。中国想要创造一个不同的互联网。但是在中国之外，谷歌统治了一切，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试图遏制这种垄断。上次我去柏林的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讲如何创造一个欧洲自己的谷歌。不仅仅是遏制谷歌，而是为欧洲人创造更多可选择的网络平台。欧盟制裁了谷歌，罚了几百万美元。那又能怎样呢？这对谷歌来说不过是点零花钱罢了。所以上述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权力是多元的。然而，国家政权还是政权，能够决定权力的标准，每个国家都是。例如，2008—2010年的经济危机中，金融系统彻底崩坍了。欧盟通过财政救助了瑞士的多家银行，才防止它们全部破产，政权的力量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国家政权一直都在那里，例如各国政府合作共同签署协议来防止气候变化，也只有各国政府有这样的权力，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个人。国家政权一直都是权力的标准形式，特别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但是什么是多元层面的权力呢？权力关系自我扩张的关键是什么？权力关系又是如何实践（practice）的？首先，能力的分配取决于网络规模和行动（performance）的目标。例如，全球金融网络通过计算机连在一起，而金融市场的分配取决于行动的目标。所以金融权力不是别的，就是一种特别的规则（rules）。当地的银行被分配给全球市场并参与其中的竞争，这就是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一种过程。此外，技术标准的分配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目前5G是世界科技竞争中最大的战场，谁掌握了这个技术谁就将在未来占有更多优势。华为现在在欧洲市场投放5G，但是很多美国的公司也在竞争，背后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关系。现在，内容生产也是一个巨大的战场。电影都通过社交媒体而不是传统媒体进行推广。著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对今年获得了奥斯卡大奖的《罗马》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在流媒体Netflix上推广的电影，不应该来奥斯卡参加评选。但《罗马》之所以能成功，仅仅因为导演是墨西哥人吗？不是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这是Netflix的成功，Netflix成为好莱坞的巨大威胁。社交媒体正在消解文化战场上的霸权力量。因此，这里的核心观点是，谁能够形塑网络中的意见，谁就拥有权力。但是，网络之间并不是平行存在的。而在网络中，运作权力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转换（switching）网络，去看金融网络如何与媒体网络联系在一起，媒体网络如何与政治网络联系在一起，技术网络又是如何与文化网络相联系的。因此，转换是不同网络之间的连接或者分离。在网络中实践权力的人是行动者（actors），所有网络中的权力分配都是由行动者，或者人来决定的。

　　但是，人们在其中扮演的并不是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的角色，资本也仅仅只是权力的一种。权力是执行者（programmers）所进行的一种实践，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转换者（switchers），他们连接着不同的网络。例如我几年前和学生一起写了篇论文来分析默多克就是一个转换政治网络与金融网络乃至媒体网络的行动者。这些人与特定的社会网络相关联，并与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以及天主教反对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教皇。这些右翼势力在罗马附近一百多公里处组织了一个大本营，一同来对抗方济各教皇和欧盟，他们还给几百名右翼分子以及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提供训练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是转换者，是存在于我们的权力实践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变迁也是同样的道理，即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重新执行社会程序（program）。例如，假如你像计算公司的金融价值那样来评估生态价值，那么你就在重新建构金融网络。如果我们从政治网络的角度来介绍女性主义，我们也在重新将一些新的细节引入政治网络中。因此，网络社会中的斗争是支配力量借助新的组织机构来进行的，在其中有多元语言的作用以及社会变迁和系统的力量，从而转换了不同社会网络中的权力。

　　李强②：现在大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微信在中国非常普及，所以大家现在都能使用手机沟通。这改变了传统权力的格局，而且这样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家和互联网公司之间存在多少种不同的关系呢？

　　卡斯特尔：这两个问题都非常重要。首先，中国的例子很特别，但是所有国家都很特别。我们都生活在网络社会，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由于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工业社会，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基于工业能源的。但是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它们与不同的社会组织相勾连。在网络社会中，我们需要了解，在任何地区，我们都处在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逻辑中。所以确实存在中国特色。但是西班牙有没有西班牙特色呢？美国是否也有美国特色？答案是肯定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正是目前西方很多盛行的理论存在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被记者们广为接受。Thomas Friedman曾在《纽约时报》上写过一系列文章，叫作《世界是平的》。世界并不是平的。尤其“冷战”之后，这个概念可能是错的。我们身处互联网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美国人。中国是不是中央集权或中心化（centralized）的国家呢？是的！但是别忘了，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权力极度中心化的。西班牙也体现出这个特点，特别是在历史某段时间内，直到1978年才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之前的五个世纪，西班牙都是等级森严的，之后变成了独裁政权，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中心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所以在中心化的道路上，中国并不孤独。

　　但是我们进一步想，其实网络是去中心化的。人们对于数字网络的认知存在一些偏差，例如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和网络是同一回事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我们所说的网络，是一种信息和传播的去中心化，其中有多种信息和意见。这正是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你们有着中心化的信息，因为数字网络的发展，很多在数字网络里的东西都可以去中心化地连接在一起。但与此同时，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联系，这便是传播的去中心化。而且数字网络中还存在多元的文化和态度。目前有两个动向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涉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播的去中心化为公民社会中的人们在信息方面各取所需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个人的价值更加受到关注。而另外一方面，一场战役也开始打响了。其中不仅仅只依靠技术，我的假设是，主张权力关系应改变的一方有非常大的获胜可能。传播网络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很大空间。不过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人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或者不能，那也没关系。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是中国特有的吗？我认为不是！个中原因并不是中国文化，因为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中并不存在这些现象。所以，信息变得中心化了，但传播变得去中心化了，因为各方需求的表达方式也更加多元。但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让社会具有能够满足这些人需求的能力。因此，谁都不能取代谁，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府和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从来不讨论未来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尊重现在的人们，因为人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准确地预见未来。而且几乎每个对未来的预测都是错的。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我相信互联网能够改变未来。政府和互联网公司总是处于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现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在内，正在发生的是，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受到政府的影响。这些跨国公司比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有的甚至就是政府所有的公司。那么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公司能够在法律和经济层面上会被政府所控制，或者不被控制？我想说中国的情况很不同，在这里政府对公司的影响更为重要。这是我的猜测，严格说来，我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研究。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公司，还是俄罗斯的公司，或者在新加坡的，都不能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运行。在其他地区，这些国有公司通常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能力来影响政府，而这正是欧盟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技术的扩散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弱小，而公司却有着巨大的技术权力。所以他们的问题在于政府如何控制这些社会运动。我看到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意图，因为法国政府试图去管制一些法国企业。但同时也存在其他问题，在欧盟国家也有很多美国企业。中国在这方面发展得很成熟，在建立科技联盟的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管部门。意大利也开始采取了相关措施，现在欧盟也开始组建很多相关的机构，这也是用来管制美国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的一种办法。这是一个开放的联盟，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毛其智③：在刚才的演讲中，您提到自己对未来不甚关注。作为城市规划学者，我们非常注重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未来能够采取的行动。我希望结合一个例子来为我的问题做铺垫，去年12月份我曾造访巴塞罗那（Barcelona），发现150余年前的城市规划依然可以让今天的巴塞罗那葆有活力。反观北京，北京的城市规划面临着包括住房问题、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可以部分归结为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尤其是希望流入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北京市政府的战略规划是扩展城市区域，主要包括建设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期待这两块城市“侧翼”可以和中心城市保持协调发展，疏解部分压力。在中国，雄安新区往往被称为“千年大计”，与“中国梦”息息相关，蕴含着政府和整个社会对未来的向往。您认为如果不考虑未来的种种可能，我们应该如何开展城市规划？未来数年的城市发展应该依循怎样的原则？

　　卡斯特尔：我认为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这是未来学家执着探索的问题。城市规划学家与未来学家不同，他们希望决定未来“应该”发生什么，并且会尽力让愿景成真。城市规划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重要，我认同您所说，城市发展需要结合对于未来的想象。我首先要提出的是，城市发展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原则应该是由城市居民来商定的，城市规划学家需要努力了解居民的想法，并且尽力促成居民之间的讨论，以探寻居民对于“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共识。目前的城市规划存在着一些欠妥之处，我希望给出一个亲身经历予以说明：若干年前，我在一位知名城市规划专家的陪同下游览北京，这位规划专家当时指出北京希望控制外来人口流入来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我认为这一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可能并不妥当，世界各地都存在人口流动现象，这绝非外在干预力量所能禁止。因此，对于城市人口过多的现象，我建议城市规划学家借用合理的疏导政策来引导人口流动，而非禁止人口流动。此外，对于城市化问题，我也想给出自己的判断，我认为理想的城市化并非实现所有区域的完全城市化，而更应该强调各个区域的功能连接和协同，在这一过程中，我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的研究显示，互联网并没有使人们彼此疏离；相反，在很多公共议题的讨论上，个体可以借助互联网彼此连接，通过互联网技术，人们可以更好地进行沟通、了解彼此、表达观点。顺着这一思路，我认为城市规划学者所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即是依靠科技和想象来制定合乎价值理念的、遵循人本精神的、尊重不同文化的战略规划。最后，我还想强调，技术并不能用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目前发展得如火如荼，我们希望利用自动驾驶技术来规避人工驾驶造成的交通拥堵，不幸的是这一技术带来了新一轮的交通堵塞问题。这一事例意在说明技术发展所实现的结果可能并不与原先设定的目标完全契合。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越南胡志明市利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城市交通规划展开探索，她发现越南的文化和社会规范与西方社会存在诸多差异，一些交通规划模型和经验并不能直接从某些国家移植至另一些国家，也就是说城市规划的逻辑有其独特之处，一些规划问题绝非单纯地依赖技术模型或既有经验所能解决。只有通过对城市进行深入探索，实现真正了解，才能设计出最合理的规划方案。

　　崔保国④：25年前，我初读卡斯特尔教授的著作The Information City（《信息城市》），之后我阅读了您的另一本著作The 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这两本书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深有启发。我的问题关乎细节，即“network society”（网络社会）和“cyberspace”（网络空间）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卡斯特尔：以“cyber”为前缀的词在近年来非常流行，人们愿意把它加注在任何可以使用的地方。您所提问的两个词汇都是对如今社会的形象描述。在网络社会之前，我撰写的《信息城市》强调了“信息”作为一项关键要素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信息在每个社会场景中都至关重要，信息与知识是各个社会和权力体系中最为关键的、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与信息这一要素密切相关的新信息技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诸多社会单元与信息科技进行着密切交互，包括商业组织、媒体组织等。因此，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连接并非一个新现象，我在相关研究中亦没有单纯使用“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而更加强调“网络社会的崛起”（rise of network society），其原因不难理解，譬如在场的听众都在使用微信，每个人都在微信平台上延展自己的交际网络，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接收，网络特质和连接现象在当下社会愈发明显。我当时提出的“网络社会”相当于一种预言式概括，而当下的种种现象证明我当时的预言基本成真。

　　党安荣⑤：我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研究者，密切关注新科技在城市规划中所发挥的作用。您在演讲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社会，每个人都身处各式各样的网络之中，但是网络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是人类自身而非其他。可以明显看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甚为迅速，智能体在一些任务的表现上强于人类，您认为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类吗？

　　卡斯特尔：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确实具备卓越能力，尤其是在信息存储和知识学习方面胜于人类，且很多人工智能产品能适应不同的作业场景。诸如神经网络等技术的飞跃式进步开辟了新的技术前景，促使人们对未来展开更加丰富的想象。以教育为例，互联网平台上的信息可谓浩瀚，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去互联网上检索信息，但是在组织信息、使用信息、赋予信息意义等任务上，只有人类方可胜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比如自动驾驶汽车目前被诸多公司推广，万一自动驾驶汽车卷入交通事故，那么责任主体应该是谁？是研发公司、汽车购买者，还是汽车自身？这时候尤其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并不能脱离人类而存在，人必须学习如何使用、掌控人工智能技术，并且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和现实效应，以及如何对后果进行稳妥的处理。换言之，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应对框架。再者，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无法脱离多元知识的支持，这些知识中同样包含来自社会科学的见解。人工智能技术需要依赖人类的知识驱动才能获得进步，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更好地维持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后，以比特币为例，比特币网络囊括所有比特币交易者，但做出行为决策和进行实际操作的仍然是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也即人类自身，个体需要决定是否实施买卖行为，技术并不能为个体代言。以上的例子为我的观点提供了基础，我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乃至所有技术，都无法脱离人类而存在，尽管技术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技术无法脱离人类而独自发展。从本质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并不会凌驾于人类之上。

　　黄骏⑥：智慧城市是如今的热门概念，您认为建设理想智慧城市需要关注哪些方面？

　　卡斯特尔：智慧城市首先是一个市场学的内容，它背后隐藏着诸多要素，围绕着市民、规划者、行政机构而展开。智慧城市旨在利用先进科技来促进市民生活改善，达成更优质的城市规划，最终目的是让市民在城市空间中更好地生活。智慧城市离不开智慧型政府的支持，因为对于政府来说，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这项工程需要城市规划者不断吸收最新的信息科技知识，并运用多元技术工具来改善市民生活。以污染问题作为例证，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里，解决污染问题的措施是限制汽车牌照发放，并通过限号方式来限制既有私家车的出行。这是一项智慧的决定吗？放在北京，我认为这一决定较为合理，但是放在拉丁美洲，答案就不一定了。在拉丁美洲国家，私家车销售和出行属于市场行为，较少受到行政管控，许多家庭都拥有两辆汽车。当下的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的城市并追求智慧城市建设，因为我们拥有更好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管理手段，但是智慧城市所倡导的运用新技术更好地管理城市需要落脚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与现实需求做出紧密结合。